中共成都市双流区委史志办公室 - 史志办 - 地方志
欢迎访问 中国·双流史志网   当前时间为 ,   2019/03/24 上午
设为首页 | 添加收藏 |
双流史志首页 > 历史文化 > 双流人物 > 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地方史志专家费著

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地方史志专家费著

    

费著,元代华阳大姓。根据他所著的《氏族谱》自叙说,天下姓费的都是大费的后裔。大费是因辅佐大禹“平水土有功”而使后来的“费氏多贤”。但“后来入蜀莫知何自从”,仅能知道五代前蜀王衍时,辅佐官员中有费宗陶、费叔熊。宗陶之后人为广都房,叔熊之后人为沙渠镇房。费著属于广都房后裔。广都在元代已不复存在,费著自然就成为华阳人。

        这一支费氏家族,在五代和宋,曾先后有多人得中进士,是华阳有名的大族之一。关于费著本人的生平,则很少有资料流传下来,成为“史缺无征”。至今发现的有关他生平的记载,最早见于明正德十三年(1518年)刊行的《四川总志》卷九《成都府•人物志》中,全文引录于下:
        费著,进士,授国子助教,有时名。居母丧尽礼,哀毁骨立。历汉中廉访使,调重庆府总管。明玉珍攻城,著遁居犍为而卒。兄克诚,擢第,时人谓之成都二费。
        明正德《四川总志》是现存的最早一部四川总志。自此以后,明嘉靖《四川总志》、万历《四川总志》、天启《成都府志》以及清嘉庆《重修一统志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史部地理类》、民国《华阳县志·人物志》中,都有关于费著的记载。但其文字,则或与明正德《总志》相同,或仅是删减个别字句,并无新的增补,仅万历《四川总志》与清嘉庆《重修一统志》的这段文字中,“有时名”作“有诗名”,这恐怕是在转抄中出现的鱼鲁之误。除明杨慎所编《全蜀艺文志》而外,有关费著的诗文无论元明诗文总集抑或私家作品集中,都未见有他的其它诗文、或有他的生平事迹资料。
        费著的主要活动年代,大致是在元顺帝时期。因为费著在元顺帝至正三年(1343年)为四川官修《成都志》作过序,而在元末明玉珍攻下重庆时又遁居犍为。明玉珍攻占重庆,是在至正十七年(1357年)二月,元朝官兵仅略作抵抗便投降或逃遁。费著大概是不愿意投降明玉珍,才逃遁到犍为隐居,最后死在那里。
        费著的生平事迹虽然知之不多,但他给我们留下的七谱、一记、一考、一序共十篇文字,足以让他的名字与成都的历史并存。
所谓七谱三记考,就是《岁华纪丽谱》、《笺纸谱》、《蜀锦谱》、《楮币谱》、《氏族谱》、《钱币谱》、《器物谱》和《蜀名画记》、《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》、《成都志序》。七、八百年来,费著的这些谱记长期为研究成都史的专家学者所征引,甚至远及日本和美国。如日本就有以森田宪司为首的研究费著的学派,曾出版过《成都氏族谱》小考之类的学术研究著作。
        唐宋时代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,经济空前繁荣,人才辈出,文化发达,是四川古代史上继秦汉以后的又一个发展高潮时期。初唐诗人陈子昂说:“伏以国家富有巴蜀,是天府之藏,自陇右及河西诸州,军国所资,邮驿所给,商旅莫不皆取于蜀,又京都府库,岁月珍贡,尚在其外”(《全唐文》卷211《上蜀川军事》) 。正因为四川地区的富庶及其战略地位的重要,所以唐玄宗和唐僖宗才两次为避乱而出亡成都。到唐代后期,成都与长江下游的扬州,并列为当时全国最繁荣的两大工商业都市,有“扬一益二”之称。宋代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九说:唐代“谚称扬一益二,谓天下之盛,扬为一而蜀次之也。”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,四川地区先后处在前后蜀的统治之下,基本未受战乱的破坏,社会相对安定,因而经济文化继续发展。到宋代,四川仍然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。北宋成都诗人吕陶说:“夫蜀之四隅,绵亘数千里,土腴物衍,资货以蕃,财利贡赋率四海三之一,县官指为外府。” ( 《净德集》卷14《成都新建备武堂记》)。经济的繁荣,使四川地区,尤其是成都的工商业和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宋代刘锡说,当时的成都“列肆云罗,珠贝莹煌于三市;居人栉比,酋豪繁盛于五陵。俗尚嬉游,家多宴乐。犬子扬雄之故里,文翁石室以犹存,所以时有才名,好藏文籍。劝分务穑,俗久返于淳和;说礼敦诗,门竟成于邹鲁。既富且庶,役寡赋轻,古为奥区,今犹壮观。(杨慎编《全蜀艺文志》卷45《至道圣德颂》) 。唐宋时期成都城市的繁荣和游乐休闲的盛行,蚕市、药市、锦市等月月有市的商品交易集市的广泛出现,蜀锦、蜀纸的制造闻名全国,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交子的产生和广泛流通,均表明了四川地区,尤其是成都及其周边一带经济文化的繁荣。所以清乾隆时《四库全书》的总纂官纪昀说:“成都自唐代号为繁庶,甲于西南。其时为之帅者,大抵以宰臣出镇,富贵悠闲,岁时燕集,寝相沿习。……其侈丽繁华,虽不可训,而民物殷阜,歌咏风流,亦往往传为佳话。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70《岁华纪丽谱》提要)。
        费著的十篇著作中,《岁华纪丽谱》、《笺纸谱》、《蜀锦谱》、《楮币谱》四篇,又从不同角度,系统地记载了唐宗时代四川地区,尤其是成都的文化风俗、手工业及纸币的发展变迁情况,是其中最具有价值的部分之一。不仅可作为研究四川历史的资料,而且对于今天超常规发展成都经济,招商引资,快速发展经济文化建设,推进城市化进程,也不无参考价值。从人类文化学的视角来看,费著的著作,是给后人留下了 “足资考证” 的文化遗产,所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70还说:“《笺纸》、《蜀锦》二谱,盖自汉唐以来,二物为蜀中所擅,而未有专述其源委者。(费)著因风俗而及土产,稽求名品,胪列颇详,是亦足资考证者矣。”
        纸币的产生是中国也是世界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。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产生在北宋时的成都,对宋及宋以后的纸币发行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。所以到南宋时,对四川纸币的发展变迁情况作一个总结性的记述,是当时修纂成都志的客观需要。《楮币谱》较详尽地记载了交子产生的经过,和南宋庆元三年(1197年)以前四川地区纸币交子和钱引发行中的重要事件。同时谱中记述了印制钱引的铸印数量、名称和色彩。对于成都设立抄纸场以专门制造纸币用纸的记载,以及南宋四川钱引的图案样式的详尽记录,都是宋代纸币发行史料中所仅见的。
        《笺纸谱》见于《全蜀艺文志》卷56上,其中说:“双流纸出于广都,……双流实无有也,而以为名。盖隋炀帝始改广都曰双流,疑纸名自隋始也。” 考广都县在隋代改为双流后,到唐代高宗时又分双流重置广都,自此两县并存,有宋一代仍因之。但到元代广都县又废,《元史•地理志》所载成都府辖九县,有双流而无广都。《笺纸谱》中把广都、双流二县并列,并且屡提到广都纸,显然与元代情形不符。这样看来,费著虽然是元代人,但是他在其著作《笺纸谱》中,所反映出来的是唐宋时期广都、双流的造纸业情况,或者说,是费著用了唐宋时期广都、双流造纸业的载记资料,至元代他进行著述时,反映在他的著作之中。不管怎么说,费著其功不可没,终归给后世留下了这笔文化遗产。
        现存费著的七谱、一记、一考、一序十篇著作,是有关四川特别是成都唐宋元时期情况的宝贵资料。因为元代以前的四川地方文献,由于元初和明末两次大战乱的破坏,大多数遭到毁灭。就以地方志而言,如唐代卢求《成都记》、宋代赵忭《成都古今记》、王刚中《续成都古今记》、范成大《成都古今丙记》、胡元质《成都古今丁记》,以及袁说友的庆元《成都志》、佚名的《四川记》和元代费著的至正《成都志》等,均已散佚,片纸无存。现在还能看到县人费著给我们留下这十篇宝贵财富,这是双流地方文献中的吉光片羽,自然是弥足珍贵。时至今日,相当一部分的研究唐宋四川政治经济文化的论著,包括一些国外学者,都或多或少地引用这些资料,这并不是偶然的,而费著之名反而不彰,实在遗憾。